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2月出版的《杂记赵家》一书，是杨步伟的自传，作者系著名学者赵元任之夫人，她的世家出身和婚后的经历使她有机会站在一个独特的角度目击了20世纪在中国和世界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并与近现代史上许多有影响的中外人物交往，因而她的自传就具有了第一手的史料价值。下文是从中摘录的片断。
那么目前就是结婚的问题了。我们两个人都想我们没有父母了。其时我的生父母全在，就是大伯和姨姨，可是照中国风俗不算我的父母了，只能照伯父母算，不过结婚时若是父母不在了也须用亲伯父母出名，何况是我的生父母呢？但是我们又要改革中国的老习惯，所以就定了用我们自己两个人出名发通知书。又想到结婚是我们两个人自己的事何必夹着一般别人在里面忙而花钱呢？所以除自己两个人以外，打算不告诉一个别人。到中央公园格言亭里自己照了相印通知，声明不收礼。是真不收礼。以后连元任的姑母家送鲜花篮来都退回去了，他们当然气了，因而断绝了往来多年。为着这个缘故所以后来两个女儿结婚恐一般人不谅解我们的真心实意的想不收礼，只得让送来的就收了。从这上使我们感觉到一样事要改革旧俗，真是不容易的事，可是我们那时还有青年的勇气，竟做到了。
我们结婚就是结婚，找好了房子，元任从罗素处搬出来，我从箭杆胡同搬出来住在小雅宝胡同甲四十九号。两个人忙的简直哪像新娘子新郎，像两个人刚打了架的样子。到了通知书上定的结婚钟点我们两个人其时在户部街的邮政总局发通知书呢。以后打电话请适之和朱征（湘姊）到我们新家来吃晚饭。（我们两个人各人带了我们自己的下人，元任的下人还叫我杨大夫，我的下人还叫他赵先生，以后一直到出国还没改口），那天的晚上我们虽然有厨子，我说让我来自己做几样极家常的菜，以后可以留一个话把子给人说好玩点。所以我预备了四碟四碗。等到胡适和朱征两个人来了还不知道我们就是那天算结婚呢。吃完了晚饭，元任说我们有一样事要麻烦你们二位。他就拿出一张自己写的结婚证书请他们两位做证人签名字，这就算我们结婚了。本来我们打算连这点手续都不要。后来任叔永劝我们说，你们成熟的人这样子不要紧，不过防着不懂事的年轻人学着瞎闹，你们最好用最低限度的办法找两个证人签字，贴四毛钱的印花税，才算合法。这婚书和寄亲友的通知书如下。 赵元任博士和杨步伟女医士恭敬的对朋友们和亲戚们送呈这件临时的通知书，告慰诸位他们两个人在这信未到之先已经在十年六月一日（就是西历一九二一六月一日）下午三点钟东经百二十度平均太阳标准时在北京自主结婚； 告慰诸位，他们结婚的仪式是如下： 第一节第一段甲本人和证婚人签名，证婚人：胡适之博士，朱微女医士； 告慰诸位，因为要破除近年来新旧界中俗陋的虚文和无为的繁费的习气，所以他们申明，除底下两个例外，贺礼一概不收： 例外一，抽象的好意，例如表示于书信，诗文，或音乐等，由送体者自创的非物质的贺礼。 例外二：或由各位用自己的名义捐款给中国科学社，该社各处的住址如下： 南京成贤街中医科学社胡刚复博士， 上海大同学校胡明复博士， 北京西四牌楼羊肉胡同四十五号任叔永社长； 又告慰诸位，他们两个人旅行到六月底回来之后很希望朋友们亲戚们常常到北京小雅宝胡同四十九号宿舍来茶谈叙旧知新。
不过这里白话诌诌的新人物的新文学是四十多年前的了，现在看看觉得有些地方可笑，并且因为里面说些什么“东经百二十度平均太阳标准时”，所以元任有个天文家朋友George van Biesbrook收到了（英文的）通知书就在他的Yerkes观象台的“布勒登”牌子上贴起来，所以我们的结婚成了一种天文现象了。
那晚适之走了就给我们的消息报告给晨报瞿世英（菊农），因为他们早有我们要结婚的消息，可是不知确定日期，常对他打听，所以适之就给证书抄去和通知书一并给了他们。第二天晨报特号大字标题是新人物的新式结婚。我们当年这无仪式的结婚仪式，不但是在那时轰动一时，就是一直到现在很多人还要说学赵元任夫妇的结婚仪式，但是没有一次学像了的。就是我们自己的女儿们也学不像。在四十四年前，我们两个人所想的结婚的事，并不是要好奇来引人注意，我们的理由是第一想到结婚这个事只两个人的个人关系最大，而别人不过加入热闹而已。即使要热闹，我们可以慢慢的请朋友来，更可以热闹长一点（例如科学社的聚会）。第二的理由我们是完全想打破了家庭本应的婚姻制度，所以拼命的想到只表示婚姻是两个人的关系，与家族无关。
第二天报上登出来“新人物的新式结婚”大标题。我们见着罗素，问他，我们结婚的方式简单不简单？他说，够简单了，不能再简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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